经过杨洪公社的一个村庄时追上了先行出发的大队人马。从新添墩去酒泉火车站约七八十里路，队伍才走出二十几里就已经散乱了，哩哩拉拉二三里长。当汽车超过稀稀落落凌乱不堪的队伍时，扬起阵阵尘土。王永兴听见了不断如缕的吼骂声：这一帮狗日的倒舒坦了，平常不劳动，现在又坐上汽车喽……
王永兴是前一年的初冬病倒的。那是10月下旬，冬灌［1］最紧要的关头，花园水库通往夹边沟农场的大干渠冲垮了，夹边沟农场的领导指示新添墩作业站抽调五六十人去修渠。冬季外出施工，是要挑强壮劳力的。1959年，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就削减到每月三十斤，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因饥饿和超常超重的劳动体力衰竭了，只抽了一小部分，而蔬菜组的人因为劳动强度相对要轻一些，还能近水楼台地吃点西红柿南瓜什么的东西充饥，体质相对而言要强壮一些，所以三十多个人无一漏网被抽去修渠了。修渠是在西边十几公里的银达公社的荒滩上，住在两户社员的草房里。那是真正的堆草房子，他们去后把草腾到院子里，又在地上铺点麦草挤着睡。真是拥挤呀，三十多人挤在一间房里，人只能侧着睡，翻身都翻不了。吃的又是菜糊糊，尿多，人们出去一趟又出去一趟。每次出去不是踩着这个就是踏着那个；整夜吼骂声此起彼伏，根本就睡不好。大干渠垮掉了二十多米长的一段。垮掉的一段正好在一片低洼地上，不光堤没了，连渠基都冲掉了，渠两边都淹上了水，冻了冰。要修渠就要从几十米远处抬土。抬土谈何容易!河西走廊的西端，10月下旬天就大寒，地大冻，要挖下拳头大的一块土疙瘩就需要抡几十次镐；手震木了腿震软了。半个小时也挖不下一筐土。效率是无从谈起的，人们都在浮肿，根本就没力气干活，仅只是晃着摇着慢腾腾干着就是了。干脆停下来歇息是不行的，管教干部看见了要骂的。实在坚持不住想休息一下，只能以大便的借口跑远些蹲一会儿。说小便都不行，管教人员会说：尿尿还要找地方吗
那是修渠的第三天，王永兴和一个人抬土，到正午时分，真是走不动了，身上光出虚汗，腿软得打颤。那天天气格外冷。茫茫田野，天空无云，但却日月无光，漫空里飘着晶莹的冰霄。眉毛和胡须都冻上了冰疙瘩。寒气逼得人喘不上气来。他跟分队长说了一声要解大便，就走到一条看不见人的自然沟里，落下裤子蹲着，休息片刻。绝对不敢穿着裤子坐下来休息，因为管教干部也发现右派们的花招了，看见有人去解手，就总是盯着，时间一长就跑来察看。发现是假解手，可了不得——连训带骂，还要扣掉一顿饭。
王永兴蹲了几分钟，觉得该回去了，就往起一站——哦，站不起来了!起初，他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是腿蹲麻了，不听使唤了。便用足了力气往起站，却还是不行，腿根本就不听从大脑支配。后来，他弯下了腰，用手杵地，总算是站起来了，却又搂不上裤子。人越饿越怕冷，越怕冷就穿得越多——他穿了一条绒裤，绒裤外边才是劳教服：一条蓝布面的棉裤。此刻，他觉得裤子有千斤重，两只手怎么也提不起来。一用力就头晕，就眼前发黑，气喘吁吁。后来，他只是把裤子的前边提高了一点儿，臀部竟无可奈何地暴露在刺人的寒气里。他静静地站着。
这时候他心慌得厉害，因为他明白了，这是死神在拉他的手了，要把他摁倒在那道浅浅的长满了骆驼草的自然沟里，叫他再也站不起来。于是他静静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他害怕一走动就栽倒。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长时间，可能是十分钟，或是半个小时，与他抬土的伙伴跑来找他，才帮他提上裤子，系上皮带。同伴又叫来一个人，一左一右扶着他去见管教干部，经允许后又扶他回到住处。转过天，蔬菜组的老何赶着马车来给他们送菜，管教干部叫老何把他拉回新添墩休息。
王永兴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他自己认为，之所以出现蹲下站不起来的事情，可能是饥饿所致，也可能是寒冷和劳累的原因：自己是蔬菜组长，事事处处都竭尽全力去干，消耗的体力太多了。他以为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情况会有好转的，但没想到的是情况更加恶化，干脆起不来了。他原先仅是面部浮肿，小腿浮肿，躺了几天，腹部竟然也肿了起来，原本细瘦的腰突然就肥壮起来，真是系不上裤子了——皮带上的孔不够用了。而且身体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疲乏，起不了床，穿不动衣裳，胳臂也抬不起来了。当他的组员替他打来菜糊糊他坐起来吃饭的时候，手竟然无力端起饭盆!
他害怕了!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新添墩已经有几十人躺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难道自己也到了那种地步，要步他们的后尘而去吗?
他求新添墩的医生开了个条子，搭乘去场部拉面粉的马车去了场部医院。夹边沟农场的医院是很简陋的，医生们就有个听诊器。医务人员除了一位姓陈的院长是农场干部，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个卫生员，大夫护士都是右派。一位从天祝医院来的邓大夫，原先是兰州市红山根砖瓦场——劳改队——的医生，不知什么原因，前几年不愿在砖瓦场干了，调到天祝县医院当医生，反右时成了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邓大夫听了他的病情，叫他躺到诊床上，拿着听诊器听了听，又扣诊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