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就是——
同样的这个晚上，平西王吴三桂的心绪也起起伏伏，安生不下来。
在给吴三桂颁发平西王金册金印的那一天，也就是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八日，鞑虏朝廷又向他发布了出征四川的命令，全文如下：
四川逆贼盘聚，斯民陷于水火，兹特命尔统领大军，入川征剿。凡事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计议而行。投诚者抚之，抗拒者诛之。若武官有功核实题叙，有临阵退缩、迟误军机、不遵号令应处者，听王便宜从事；若罪大不便自处者，指名参奏。其应用粮饷，会陕西、四川总督、巡抚料理支给。地方既定之后，凡军机事务，悉听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管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
王受兹重任，其益殚忠猷，礼以律己，廉以率下，务辑宁疆圉，宽朝廷西顾之忧。钦哉。
这份鞑虏“敕谕”，指授三桂用兵四川前后的大政方针，对军队内部和对敌人的政策也做了具体规定。
为了鼓励他早日取得成功，鞑虏朝廷授给他比以往更多更大的权力，例如，奖惩、生杀皆由三桂自主决定，除特殊情况，不必请示朝廷。
平定四川后，凡军事方面事务，都按三桂的命令办理。
这就把地方的军事大权都交他掌管。敕谕中还特别规定，各文武官员谒见三桂时，必以王礼。
这些都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即使多尔衮在世时，也不曾授予他如此之多的权力！
还要什么样子的信任来表达鞑虏对他平定四川的殷切希望？
其实之前鞑虏已多次进川剿抚。
最早是在1645年十一月，刚刚剿灭李自成部农民军和南明政权之后不久，执政的多尔衮便腾出兵力取四川。
当时，命驻防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与李国翰等“剿四川”。
攻击对象是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而大规模进兵征剿，是在1646年正月，命和硕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率精兵猛将，向四川发动了强大的进攻。
当年十一月，就传送捷报：“献忠伏诛，四川平定。”
鞑虏自以为太平无事，岂料两年后，四川又动乱起来，张献忠余部在四川各地起义、暴/动，明宗室也趁机起兵，欲夺回已失去的权力。
事实上，南明取得了名义上的成功。
因为鞑虏接管了四川后，又出现山陕的动乱，他们地方驻军不足，没能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所以当张献忠余部，以及明朝遗臣等又组织抗击时，就打乱了鞑虏在四川的统治。
他们攻城略地，纷纷把鞑虏官员驱逐出境，或活捉处死！
这正是1648年后出现的形势。
几乎同时，在山西大同，有姜瓖叛乱，引起山陕两省大乱。
山陕为京师右臂，近在肘腋，多尔衮把大批兵力和能征惯战的将官都用于这两处，甚至他还两度亲征大同，把山陕的叛乱放在他处理问题的首要位置，远在四川的叛乱，一时顾及不到，只好先听任下去，等平定山陕之后再作打算。
在将近四年时间，鞑虏以很大的代价平定了山、陕，这才考虑并迅速做出决定再派大军进川，恢复它的统治。
当时的吴三桂与李国翰部，兵力既强，足以对付那里的反抗的武装力量；还有，从汉中入川最近。
吴三桂进川前，四川已经半是南明永历政权的天下了。
本来大好的一盘棋，恰恰被那些所谓的反清复明的地方军阀下坏了。
当他们趁着鞑虏留下的兵员少，高举着大义的大旗，重新夺回了原先的地方时，更多上演的是内部的撕逼大战！
其间的各种乱战，互相攻击，争城夺地，兵连祸接，把四川搞得一塌糊涂。
这时他们还各自有南明授与的各种荣誉称号呢，全是侯伯级别以上的。
他们互机攻击的次数之多，死伤之惨烈，汉唐集团只能扭头不看。
人自救，才会有天救，这是一批无法救助的人，他们还可能觉得都是别人的错。
汉唐集团只能把目光对准了此时的平西王吴三桂。
此时，驻守在汉中府的平西王吴三桂，也早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汉唐集团，只不过一个是靠着历史资料，一个是靠着报纸。
汉唐集团海安大队长江支队的何马象队长，在成功踢飞了定远侯郑联之后，又接收了他的一部分手下的支援，便开始在《汉唐时报》上大言不惭地鼓吹着“天神之鞭”的计划，当然，太多是暂时完成不了的任务，但是，那些话真是吓人呢。
特别是他们真的有能围歼二十万鞑虏大军，取下南京与九江如吃糖块般的战绩——
平西王吴三桂在鲸油蜡烛的照明下，看完了又一期的《汉唐时报》后，狠狠地把报纸摔在桌子上了。
这是哪里来的海盗集团？！长江口尽失！！
自明末农民大起义、迄至刘文秀部取四川，各派政治军事势力对四川已是数进数出，全是狗战，不想提的。
这期间，如加上鞑虏的小规模的入川战斗，就不止是两次入川了。
平西王吴三桂是在各派力量反复较量之后入川的，所以，他这次出征四川，对于鞑虏完成对四川的统一，进而实现向云贵胜利进军，确立它对全国的统一，都有重要意义。
平西王吴三桂在四川的胜败，不仅关系着西南广大地区的政治前途，也关系着鞑虏的统治能否稳定。
这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