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红军出动的问题，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现在红军已经有一部分到前线了，但敢不敢按照老江的命令，全军出动，茅则冬深怀戒惧。
关键是这半年多来的谈判，江结時很明显对红军和**不怀好意。现在茅则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红军到达前线后就成为江的下属。如果江那时候来一个宣言不发、取消边区，**拿什么力量反抗？
实际上在双方第一阶段谈的不错之后，中央原本计划全军主力一起出发、尽快到达前线。但后来双方龌龊越来越多，关键是老江暴露出来的恶意越来越明显。茅则冬觉得这样子全军出动，一旦边区有变，**将面临灭顶之灾。
现在三个师已经有两个师去了华北前线，茅则冬坚持留下一个师在边区。茅则冬忧虑的是，老江在陕甘一带还留着10个师不用。如果我们一兵一卒都不留，老江来一个突袭，**将灰飞烟灭，前线部队回救都来不及。
对于八路军出动的缓慢，不光是国民党大加指责，就是**内的一部分领导，尤其是周恩莱还有一些红军将领，都有些不解。周恩莱是基于在谈判中对老江的了解，觉得在目前形势下江不至于。那些红军将领则觉得现在已经是最危险的时候了，还计较这么多干什么？
茅则冬则觉得这些人统统都患有幼稚病。老江是什么人？四一二就看得很清楚了。尤其是这一次的谈判，本来中央觉得国民党的根绝赤祸决议案是老江对党内反对派的一次妥协，但经过这几个月的谈判茅则冬越来越觉得当初的认识靠不住。要不是国民党尤其是**内部的抗日压力越来越大，在老江心目中，仍然把**看作是比日本第国主义更为危险的敌人。所以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抗日问题，而是怎么样在老江的敌意下来抗日的问题。
茅则冬判断的没错，在越来越严酷的抗战形势下，国民党终于在9月22日发表了**的宣言，表达了服从中央、停止赤色革命、一致抗日的决心。老江也在第二天发表了公开谈话，表示**已经合法，自己不计前嫌。
为什么**非常关心这个共同宣言的发表？现在的读者因为不处在那个时代，不理解这有多重要。这个问题详细说，可能比较复杂。简单地说就是这个宣言代表**已经合法化了，不再是那个处于地下的秘密组织。
打个比方，如果茅则冬不留一个心眼，把红军全部推上抗日前线。可是江结時在苏区周边可是堆了大量部队的，红军一走，宣言不给发表，**就还是池匪。大家想一想，老江要掀翻苏区，不用费太大的劲就可以办到。
所以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抗日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当然，茅则冬对江结時，认识得不如周恩莱准确也很正常，毕竟周长期跟江面对面打交道。
老江在第二天的公开谈话中，说的也很诚恳，但也流露出他对**一直以来的不良观感。比如他说：“**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这句话由老江说出来是有所指的，实际上是在说**的那一套国际主义路线。
我们以前就说过，**的这种国际主义色彩，一直是国民党（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很多政治势力）所不理解、更不赞同的。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共产国际就指示**要宣传“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个口号可以说在当时让**失掉了很多同盟者。正像茅则冬所说，中国都快要亡国了，你不赶紧保卫中国还去保卫人家苏联，试问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理解、能够赞同？
早在前一段时间双方谈判的时候，江就指示有关人员最关键的事情就是**必须跟第三国际断绝关系，**必须明白抗日是为了中国而不是为了其他国家。这个其他国家就是指苏联，因为**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把江结時刺激得不轻。
可以说江结時的这一次公开谈话，标志着国共双方九个月的艰苦谈判告一段落。虽然国民党不准提国共合作，可是事实上的国共合作算是建立起来了。
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国共合作，也不会有中国的全面抗战。所以归根结底，中国应当感谢在危急关头，出现了张雪良这样的民族英雄。
在北平机场迎接杨才声跟林蔚的是原来的北平军分会撤销以后留下的留守处，留守处派了几个参谋军官前来迎接杨林二人。领头的人叫肖然，是个上校。
肖上校作为军分会留守处的主任，在北平显然处境窘迫。1933年长城抗战之前，中央军有差不多两个军进驻北平附近，城内还有一个宪兵三团。张雪良辞职以后何应亲就任北平军分会的委员长，这个时候日本人就一心想把中央军和宪兵三团撵出华北。
日本人采用的办法还是老一套，就是制造事端。35年春末，有两个钦日的报馆社长被人杀了，再加上有抗日游击队退入长城以南日本所谓的“非武装区”，日军借此搞了一个“河北事变”。
在这个“河北事变中”，以何应亲跟日本签署所谓的“何梅协定”而结束。在战后远东军事法庭的审理中，已经证明这个协定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日方写了一个文件，何应亲在请示汪精未后进行了修改，如此而已。
日本人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个所谓的“何梅协定”呢？很简单，他想让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这个所谓的协定，其实就是何应亲答应把中央军跟宪兵三团都撤离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