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遇到的问题又太复杂。
叹了口气：“难矣！”
长叹一声后道：“草民这些年与乡民长谈，百姓苦矣。佃农最苦。官府虽不征税，但地租极重，所产半者归地主。一户小农，耕地六七亩，所得不过两三亩，一家三口尚能糊口，四口之家就要挨饿。若遇灾荒年景，少不得借债度日，常年背上高利贷。官府虽然不许，但卖儿卖女乃是常事。”
朱敬伦皱起眉头，卖儿卖女的问题他知道，官府管不过来，而且农村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为，规避了法律禁令，法律不准买卖人口，但大量的童养媳出现了，他家养不起，放在我家养，给我儿子当媳妇，这官府也要管？
这些童养媳从小给人干活，挨打挨骂，张大了给人当媳妇，说不好听点，跟大户人家过去的下人没什么不同，而且还不好管理，认定这算买卖人口吧，确实很多穷人养不起女儿，给大户人家当童养媳，总好过溺婴，或者遗弃。
“必须减租减息啊！”
朱敬伦叹道，这让他想起了历史上的减租减息运动，得到的民心支持，可以让某组织从农村起步，干掉蒋家王朝，这说明老百姓是多么的渴望能够减少租息啊。
陈芝廷叹道：“谈何容易啊。我见过许多户地主，就是靠吃佃户的租息过活。我问过他们，何不减少租息，他们说，没有租息，他们凭什么要放债？如果不让地主吃租息，老百姓灾年就借不到粮食，到头来苦的还是百姓。”
陈芝廷说的是真心话，因为这跟陈家没有厉害关系，他们是典型的宗族，而不是地主，陈家的土地是陈姓人家在种，大多数都是公田，即便也有租出去的，也是租给同族，租息不是用来享乐，租息是也是公产，除了用于祭祀祖宗，还用于学堂和赡养孤寡的善堂。
“你有没有主意？”
朱敬伦问道，陈芝廷显然比他更了解农村，又在乡下蛰伏了十几年，相比考虑过相关的问题。
陈芝廷道：“唯有放公债。灾难官府救济，寻常年间，佃户遇到点小灾小病的，不能让他们借地主的高利贷。官府给他们放低息公债，将来能免则免，能减则减。只是怕财政上吃不消。”
朱敬伦道：“是啊，几亿农民，哪年没个千万人遇到点事。都靠财政，财政得破产。”
但这事不能不做，朱敬伦脑子里飞快的想着，将地主从农村高利贷中排除出去简单，但之所以是高利贷，不是低息贷款，从经济学上看，是以为风险高，一个个一穷二白的佃户，想低息借贷是不可能的，没有银行会做这种生意。所以能控制佃户人身的地主成了大债主，他们能保证收回来。
用公益来做这件事的话，巨大的成本是一个考虑，财政是支持不住的，必须降低每年几千万人可能借债的风险，这需要一笔巨大的低成本资金。
“保险！”
朱敬伦说道，什么样的资金成本最低，当然是保险基金了。难怪后世各国都将福利保险化，没有一个国家说用财政来给全民养老。
中国现在的情况，还牵扯不到养老，因为老百姓的观念是养儿防老，政府不给他们养老，他们恨不到政府头上。现在要关心的是，很多人因病而穷，因灾而穷，是抗风性能力差的问题。
“保险？找何人保险？”
保险陈芝廷并不陌生，社会上早就出现了很多保险公司，比如徐润等大买办都在经营水火保险等业务，最早是洋人办的，现在都是中国资本家在办，很多银行都在办。
让几亿农民找这些保险公司，朱敬伦相信如果政府给特权，有的是人愿意办，但问题是商业保险自身的风险，让政府不敢放心交给他们。一旦他破产，几千万农民受累。所以必须是一个不会破产的保险公司来办。
“不找别人，我们自己办！”
朱敬伦设想的是政府出面来办，政府不会破产，这保险公司也就不会破产，同样也不会去经营风险性的商业投资。
陈芝廷叹道：“可佃户买不起保险啊？”
朱敬伦道：“这都不是问题。佃户才有多少。农民中完全没有自己土地的，没有公田耕种的，只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怕十人中只有一两个罢了。用十个农民承担这一两个佃户的保费还是绰绰有余的。况且一旦办了保险，也就不用担心地主灾年不放贷了，减租减息的收益也可以放进保险中。”
朱敬伦已经觉得强令大地主减租减息了，那么减少的租息，除了一部分归还佃户，大部分他都打算放进保险基金中，预防这些佃户在遇到灾荒。
到这里，朱敬伦的乡村政策已经明确了，那就是从吃租息的食利地主身上剥夺资源，再分配到最穷的佃农身上。这对大地主是不公平的，他们的土地也不是白来的，而是他们的奋斗或者他们祖宗的奋斗得来的，比如伍崇曜家族在乡下也有庞大的地产，他们是靠经商得来的财富。现在限制他们财富的增值，这对他们公平吗？
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倡导的私产神圣观念中，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可是对千千万万穷人来说，谁为他们想过。说白了，这还是少部分人的公平与大部分人的公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朱敬伦坚决站在大部分人一边考虑问题。
陈芝廷道：“不知这保险都保些什么？”
朱敬伦道：“保的是孤寡没人养老，保的是孤贫看不起病，保的是穷人吃不起饭。”
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