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普鲁士在18世纪创建这套制度的时候，并不是为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说白了，就是给国王培训服从性极高的后备兵员，但客观上全面提高了普鲁士的教育水平。
当然僵化问题也很严重，英国就始终秉持贵族式教育，由一个知识全面的家庭教师向一个或者两三个子女传授各种文化知识，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比如各种语言，拉丁语、法语，俄国也秉持这种教育理念，教育出来的学生有比较温情的家庭观念，可却无法大范围推广，无法为工业化提供充足的人才。
朱敬伦也很喜欢这种家庭教师制度，但显然这不符合现代社会要求，英国人家底深厚，也无法用这种方式完成义务教育，俄国更是受这种教育理念的干扰，长期没有解决教育的问题，导致整个民族文化水平落后，最后还被后起之秀日本反超。
因此这种贵族式教育，根本就不在朱敬伦的考虑范围之内，他只能选择普鲁士式的学堂制，由不同专业的老师，向尽可能多的学生传授知识。
其实中国传统教育，不管是私塾也好，还是官学也罢，也是类似这种家庭教师制度，一个老师会将一批学生，一连教授很多年，今年教写字，明年教作文，后年教作诗，没个教师的教育理念都不一样，教学方法和教学水平也不一样，造成很多名师能够培养出许多有名的弟子，而大多数学生则是庸才。
但是贸然引入西方学堂制，朱敬伦最为担心的，就是这群乡野老夫子的干涉，这些人在乡村社会中，往往都是社会支柱，社会地位和威望很高，很多都是当地的乡绅阶层，一旦他们联络起来，真的有能力捣毁朱敬伦建立的学堂。
所以建立学堂制，还必须得到这些人的合作，朱敬伦的打算是，吸引他们进入学堂，让老夫子们跟西方教师同台教书，一个教授中国古典人文，仁义礼智信等等道德文化，一个教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两不相碍，希望他们能够和睦相处。
这些都是以后才会考虑的问题，瑞典和美国的教育人才一时半会还派不过来，朱敬伦现在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已经在广东工作了三年的那些瑞典顾问的去留问题。
留肯定是想他们留下来，但一开始这些人就是来挣钱的，他们现在挣够了钱，再想让他们留下，就不太容易了，起码金钱的吸引力已经不够，就算还能被金钱所吸引，朱敬伦要付出的代价也会极其高昂。
最让朱敬伦头大的，还是他最寄予厚望的诺贝尔，这家伙即便是代价在高昂的利益，他也不会接受，他一心想要做的是他个人的事业。
眼见合同期即将结束，在三年中积攒下了数千两巨款的诺贝尔，联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打算在广东开办工厂，并且把客户盯向了朱敬伦的军队，诺贝尔希望朱敬伦的军队能够使用他的一项发明，如果这个交易达成，他就会开设工厂，立刻投入生产，就像他在俄国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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