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簇的呼吸声骤然变得冗长而低沉，末了，他道：“能。”
屋子里刹那间安静了下来，静得连窗外飘雪的声音也听得见。我以为黎簇已经睡了，便闭上眼睛努力使自己也睡下去。
可几分钟后，黎簇的声音忽然冒出来：“你过去是凭着那种不甘而活下来的吗？”
我吸了口气，还没想好怎么回答，他又说：“算了，我不问了。”
我在黑暗里半张着眼睛，任神思在脑袋里头游离，朦朦胧胧地听见马路上传来车辆经过的声音，听见窗外积雪的声音，也朦朦胧胧地产生了幻想：大约我再睁开眼睛时，就能看见雪化的一九九零年了吧。
一九九零年注定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而站在新时代门口的我们还懵懂着，任由日子把不知所措我们又推向新的浪潮中，仿佛也昭示了那以后会发生的那么些个无法预料：苏联降下旗帜，顾城举起斧头，窦唯唱出了《无地自容》，而这一切正如红磡上的余音，就这样接二连三地并入了我们生命的血液中——九十年代。
时代总是这样，来得预见不了，走得挽留不住。而谁又能知道，在预见不了的时代门口，还剩下两个青年人披着灰蒙蒙的清晨去寻找别人的痕迹呢？
我们第二天起得很早，六点钟左右就寻到了六合巷。黎簇指着其中一间已经出租了的平房对我说，那是吴邪从前在杭州住过的地方，当然，他只住了那么几天。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脑海里刹那间涌进了许多他告诉我的、关于吴邪的过去、关于吴邪和我爸的过去，还有吴邪和照片上那个人的过去，我这才发现人原来也可以一次性记住那么多东西，又能在同一时间内把那么多东西想起来。
黎簇指的是房子，我看见的则是房子的门，门边上躺着一片湿透的叶子，叶子的半面映着朝阳，另外半面则埋在雪中。